2026-09-1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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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7月，中国足球协会 quietly 推出了新政策：中超联赛中的俱乐部可以额外注册两名“亚冠专属外援”，这两名外援仅限于参加亚冠比赛，不能参与中超和足协杯的角逐。虽然这些外援的转会费不计入国内的财务监管限额，但年薪仍需遵循税前300万欧元的工资上限。政策实施后，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迅速利用了这两个名额，海港签下了西班牙中场豪梅·格劳及葡萄牙中卫米格尔·坎波斯，而国安引进了德国中卫杜齐亚克和民主刚果前锋阿科洛。在首轮亚冠精英联赛中，格劳贡献了1球1助攻，坎波斯也在场上表现出色，球队在70分钟内没有失球；国安的阿科洛和杜齐亚克分别在比赛的上下半场为球队破门。显而易见，这些引援的即时效益立竿见影。

然而，如果亚冠正赛的参赛名额从两个减少到一个，这一政策将面临崩溃的风险。影响不仅限于整个行业，而是准确打击到正赛资格的两家俱乐部。海港和国安之所以敢于在夏季转会窗口投入资金以引进专属外援，正是因为它们手握亚冠正赛的入场券。一旦失去这一资格，专属外援的注册将无从谈起。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目前，中超的技术积分已经降至38.342分，在东亚地区排名第六，低于马来西亚（40.809分）和澳大利亚（43.855分），难以维持领先新加坡（34.755分）和越南（34.108分）的微弱优势。

自2018年起，积分核算周期发生调整，海港、广州队和江苏队在2017年获得的24.567分被全部清算，这意味着中超的积分直接减半。如今，中超依靠东亚区第四的排名，锁定2027-2028赛季的两个正赛名额。如果新赛季这三支参赛队的表现继续不佳，排名可能降至第五甚至更低，正赛席位将进一步缩减。实际上，在2025-2026赛季结束后，因为积分被泰国超越，中超的参赛名额便从“2+1+1”变为“1+1+1”。

对于海港和国安来说，如果名额缩减至一个，只有一支球队能够继续享受专属外援政策。另一边的引援支出将成为无效。这并非只是削减预算比例，而是直接影响到为亚冠打造的整体阵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坎波斯的身价为80万欧元，以免租的形式加盟，而格劳的租借费约为200万元人民币（相当于25.9万欧元）。在中超财务监管日益收紧、年度总支出上限设置为6亿元的背景下，这些支出本身已是超出预算的额外投入。一旦正赛名额消失，俱乐部也没有理由外花冤屈的费用在不存在的比赛资格上。

从其他俱乐部来看，席位的缩减几乎不会产生连锁反应。上海申花虽然今年参加了亚冠二级联赛，但并未使用专属外援名额，依然用现有的五名外援作战。这样以来，申花的引援预算并未与“亚冠资格”绑定。因此，席位的变化也不会直接影响到它。其余13支中超球队更是没有直接关系，因为它们既没有亚冠正赛资格，亦无权使用专属外援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中国足协推出这一政策的时机颇为微妙，它出台在2026年7月的夏季转会期，给予俱乐部的引援时间极为有限，官方也未发布详细的公开细则，仅通过特定渠道与相关俱乐部进行沟通。如此仓促的推出，不无原因，中超球队在亚冠赛场的表现不尽如人意，连续两季遭遇失败，三支亚冠参赛队在2025-2026赛季的24场比赛中仅取得2胜8平14负，排名东亚区倒数，以至于亚冠二级联赛的国安也在小组赛中以1胜2平3负结束征程。

若没有外援的额外配置，技术积分只会继续下滑，席位缩减似乎也已成定局。因此，专属外援政策本质上是为了减轻损失，通过放宽规章来寻求亚冠成绩的短期提升，从而保护技术积分排名。在第一个月的表现来看，效果显著：首轮的两场胜利已经追平了上赛季三支球队全年的亚冠胜场总数。

不过，这一逻辑也有其脆弱之处，减损的前提在于依然能够保住席位。一旦积分进一步下滑，正赛名额真的从两个缩减至一个，制止损失的对象资源也会缩小——进行亚冠的队伍减少，享受政策红利的俱乐部也就随之减少。如此一来，中国足协推动这项新政策的战略基础就会动摇。

海港和国安已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了其态度：在政策窗口开启后第一时间用满名额，说明它们将亚冠成绩放在了引援的首要位置。而申花未跟进，这则表明它对二级联赛的资金投入意愿有限，或另有安排。席位缩减，这对三支球队的影响程度截然不同，海港和国安是“有资格、已投入、会直接受损”，而申花则是“有资格但未投入、基本不受影响”。其他俱乐部根本没有资格可言，谈不上受损或受益。

因此，这场席位危机的压力并不扩散至整个行业，而是集中在头部的两家上。它们亟需通过自己的亚冠成绩，维护那正逐渐缩小的“蛋糕”，否则不仅会遭受损失，未来可获得亚冠专属外援资格的中超队伍数量也可能降至仅剩一支。